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报刊相继刊发了批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和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文章，其中有的报刊还展开了讨论。但是，人们发现，在这场讨论中，始终未见主编两部文学经典的当事人出来发言。为了了解两部文学经典的编选目的和过程，以及当事人对外间批评的看法，记者拨通了两部文学经典的主编谢冕先生家的电话。谢先生表示，那些批评文章他未见到，因此不打算说什么。于是记者又向海天版文学经典的副主编孟繁华先生问起此事。
问：请问你们是怎样想到要编百年文学经典的呢？
答：我们实际上在1989年10月份就启动了百年文学研究，当时，一些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如王宁、陈晓明、张首映、张颐武、程文超、韩毓海、张王夫、王利芬和我本人在谢冕先生带领下承担了这一课题。开启这项研究是因为我们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他们在1985年前后曾经提出要把百年中国文学打通，不再分什么近代、现代、当代，因为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多内在的、一以贯之的东西。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系列研究，它包括《百年中国文学史》十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即将出版）、《百年中国文学的梦想》、《世纪之交的凝望》等著作。在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反省、检讨和总结的时候，必须要以阅读大量的作品作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特别留意了一些重要作品。在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几个项目之后，我们才选编了百年文学经典。选编百年文学经典是百年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是说头脑一热或到了世纪之交就勉强编这样的选本。
同样，我们也不是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牺牲个人的趣味，比如我很喜欢郁达夫的作品，但不能因为我个人的这种趣味就多选他的作品。入选的作品是经过反复磋商才确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有限的篇幅里，把一些很好的作品遗漏掉也在所难免，特别是新时期的一些作家，我这一代人或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有些很好的作品都没有选进来，比如余华、池莉、方方等人的作品。王安忆我觉得选得也不够，只选了一个《乌托邦诗篇》。还有许多作家也没有选进来，确实很遗憾。但在一个十卷本的范围之内很难把所有的人都选进来。选编确实是一种遗憾性的工作，先天就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位置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局限，但是我想它毕竟开启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梳理工作，它的用意无非是促进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此而已。
问：你说的百年中国文学，上下限是怎么定的？
答：上限是1895年。为什么定在1895年呢？这一年甲午海战失败。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海战是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的失败最终使大清帝国迅速地走向衰亡。接着就发生了“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百年中国文学与“康梁变法”有重大关系，这无须多说。下限是1995年，因为到了1995年这样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走向已经基本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我们确定上下限，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随意，那种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有的批评者是在用一种猜想的方法来谈论问题，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是无法构成对话的。
问：那么你们对经典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过去认为经典就是一种圣言，是一种权威性的、无可替代的、不容置疑的著作，那时经典更多的是指宗教性的著作，比如圣经等。现在很多选本都使用经典一词，使经典变得泛化起来，原有的意义已经大大地淡出了。我们觉得在百年这样一个相对的时段里，特别好的、比较好的、能够被广泛认同并且在百年来已显示出较强的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我们就把它选入了。你说百年来哪一部作品按照原来的意义可以称为经典？这个尺度没有人能够给出。你说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经典，这可能没有疑问，那么别的作家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果这样争论的话，这个问题就变成伪问题了，因为它是不可讨论的。
问：那么为什么会有同一主编的两套百年文学经典呢？
答：百年文学经典肯定不止是一套，比如拿鲁迅来说，你选了他的《阿Q正传》作为经典，那么《狂人日记》就不是经典了？百年间有那么多很好的作品，我们在一套选本里装不下的时候，用另一套选本再选一些作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另外，两套文学经典的编选体例是不同的，海天版是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体裁的方式来编的，北大版则是以年代来编的。后者为教学创造了便利条件。用于教学的这样一个经典和用于社会上阅读的这样一个经典，它们在编选上是不同的。再说，两套经典是钱理群先生和我两个人分别同谢冕先生合作主编的，这中间因合作者的眼光不同内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刚开始，谢冕先生并不同意海天版的选本叫“经典”，而愿意叫“百年中国文学选萃”或“百年中国文学文萃”。后来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使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种作品或现象的出现，有时往往并不取决于学者和专家本人。它往往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通过相互妥协或坚持达成的一种结果。如果有什么不当的话，也完全可以在一个学理背景下进行讨论啊。
问：对于这段时间关于两部文学经典的讨论，你是怎么看的呢？
答：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保持沉默，有几个传媒想让我们发言，都被我们拒绝了。因为攻击侮辱不是在讨论问题。就像80年代批评“崛起”一样，谢冕先生从不为自己辩解。但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给光明日报文艺观察版，题目叫《文学经典的确认与颠覆》，完全是从学理上来讲的，主要讨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是怎么确立的，一个时代过去以后是怎么被颠覆的，又怎么被确认的。文学经典的颠覆与确认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不同的经典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不同的经典。我也注意到在80年代初期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比利时、荷兰都先后讨论过经典的问题。保守的教授们说，传播经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激进的年轻批评家们则说要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我觉得我们在世纪之交所产生的关于文学经典的态度虽然比西方延迟了这么多年，但却缺乏一种学理背景。
我较早看到讨论百年文学经典的文章是在《作家报》上，文章是由山东的两个年轻批评家施战军和吴义勤写的。他们对百年文学经典的评论当中，虽然也不免有一些我们难以接受的看法，但总体上感觉到他们还是在讨论问题。后来有些报刊刊发的文章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有人以一种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讲话，意在推出的是他们自己。我觉得，任何一个编者编了文学经典也好，编了其他的什么选本也好，都是选家的一个看法，并不是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我们在编选说明里也曾经讲过，因为世纪之交开启了百年中国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化的活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或者编选百年文学经典。事实上，百年文学经典出来以后，也有不少人撰文认为编得很好。我觉得批评还是赞扬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批评应当是学术化的、有学理背景的、友善的讨论问题。我们非常期待着人们能用一种学理化的、正常的、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讨论百年文学史和百年文学经典。“选学妖孽”的时代不会重临。
 |
